爱国者立志报效祖国建设家乡

朱裕璧 一九○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诞生于湖北省宜都县。1921年考入了上海同德医学专门学校，1926年毕业回到湖北，当时正值北伐军到达武昌，他毅然参加了北伐军。1929年朱裕璧教授由国民革命军少校军医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前方医院院长。同年年底在亲友赞助下与同乡同学卢镜澄一起自费赴德留学，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外科学院攻读外科学。在德国留学期间发奋读书，勤奋工作，但时时想着能学成回国。他当时成绩优秀，深受他的老师、世界病理学权威阿绍夫教授和哥廷根大学外科教授鲍尔的赏识。在德期间他先后撰写4篇论文在德国外科与病理学杂志发表。

1934年朱裕璧教授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被德国外科学会接纳为会员，出席了德国外科学会年会，从而在德国医学外科学史册上第一次载入了中国人的名字。

他在德国留学期间发生的一些事，促使他立志回国后要办医学院。尤其是一次一位瑞典籍同学问他，湖北省有多少人，有几所医学院？他回答全省3600万人，一所医学院也没有，治病以中医为主，西医很少。那位同学说3600万人没有医学院，怎么培养医护人员，生了病怎么办？他感到周身热血在沸腾，暗自发誓，回国以后一定要办一所医学院，改变人民健康无保障的落后面貌。从此在留学期间，除了勤奋攻读外，他还特别注意德国的高等医学教育，从院校结构、教学方法、管理方法、考试方式，到教材安排等各方面进行了认真考察，并节衣缩食，购买了大量教学参考资料及一整套病理组织切片等。这些，为他后来回国所办医学院作了充分准备。

1934年底，朱裕璧教授结束了在德国的留学生活，乘远洋轮船回到祖国。回国时，他将从德国购置的显微镜、打字机及其他教学仪器，如数赠给了湖北医学院。

毕生献身医学教育事业

回国后，首先应聘于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任副教授，时年31岁。两年后（1936年）获得美国洛氏基金会特别奖金。旋经当时教育部推荐，以洛氏基金会特别研究员的名义，到北平协和医学院从事研究工作，遂迁居北平。一年后抗战爆发，全家经艰苦跋涉，回到了宜都老家。一心要为抗日作些事，不久他去了广州，担任中国红十字会第五医疗队队长，参加抗日负伤战士的救治工作。

1938年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迁到赣州，朱裕璧教授受聘担任同济医学院病理学和外科教授。1940年他经广东、广西到达贵州安顺，任陆军军医学校外科主任教官。1941年又去广州，任中山大学医学院外科主任教授。在中山大学和安顺军医学校有不少湖北籍学生，这些学生为他的抱负所感动，不少人以后都回到湖北，成为创办医学院的骨干。

抗战中期武汉失守后，湖北省会迁到鄂西的恩施。1942年在广东中山大学医学院接到从恩施寄去的湖北省立医院杨光弟的信，信中说，湖北省主席陈诚、卫生处处长卢镜澄等人请他回湖北筹建医学院。朱裕璧教授十分高兴，立即辞去了中山大学教授职务。尽管中山大学医学院劝朱裕璧教授不要去恩施，说在中大更有前途，可是朱裕璧教授放弃了发展外科的特长，毅然回到湖北。1942年3月，他去了一趟重庆，经他堂弟朱裕瑾（早年参加共产党，改名朱语今）介绍，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同志，交谈了6个多小时。朱裕璧教授了解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很是赞同。后来朱裕璧教授思想进步，就是受了周恩来、董必武同志和堂弟朱裕瑾的影响。

恩施建校一开始困难重重，一无校舍，二缺经费，更不用说仪器设备、师资人才了，朱裕璧教授到外奔走，四方求援，依靠师生，白手起家。按朱裕璧教授的话说，那是在包谷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办学的。师生们吃的是堰里的黄泥巴水，朱裕璧教授就领导师生挖了两只水井，便师生喝到洁净甘甜的井水。现在有一口井还由当地群众保护着，井上有一面墙，墙上刻着“湖北医学院建院史”的内容。

1943年湖北医学院正式成立并招生，教育部任命朱裕璧教授当院长，这一年正好40岁。他从省立医院聘请了一批优秀医生当老师，在中山大学、贵州军医大、江苏医学院请了一批老师到学院任教，自己教外语（德语）和人体解剖课，请老同学杨光弟当教务长。武汉大学医学部的前身——湖北医学院终于办起来了。

1945年抗战胜利，朱裕璧教授立刻考虑将医学院迁回武汉。他9月15日随着当时省主席和卫生处长卢镜澄同到武汉，选定原日军在武昌的陆军医院和与之毗邻的江汉中学为院址，并呈报行政院批准，可是当办理接收时才知此两处已被一位“少将”军官强占了，行政院的批复文件也不管用，武汉筹备司令部硬是把这两处判给了姓范的“少将”军官。结果从恩施迁来的好几百师生只好先找了古德寺庙宇暂栖。后来，好不容易在有关方面同意下把原来两湖书院旧址的一部分拨给医学院。虽然两湖书院当时破败不堪，但好歹总算有了一个立身之地。以后朱裕璧教授领导师生员工艰苦创业，争取经费，几经周折，在这里终于建起了一个较为像样的附属医院。这个附属医院在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逐步发展成为今天具有现代化设备和先进技术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解放后随着医学院规模扩大，又在东湖之滨接收了中南疗养院，扩建为附属第二医院，即现在的武大中南医院。

鞠躬尽瘁，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人民

解放后，朱裕璧教授继续担任湖北医学院院长，但在繁忙的日常事务中，从未间断过教学工作和临床医疗工作。他担任了外科学、解剖学的主讲，同时又经常进手术室给病人动手术。在湖北卫生界，被人称为“三把刀子”之一。他除了在北伐军前方医院做外科救伤工作，在抗日战争中担任过中国红十字会第五医疗队负责抢救工作之外，在抗美援朝战争时，大批伤员从朝鲜转到武汉，当时湖医附属医院成了重要的伤病员救治医院。朱裕璧教授亲自为伤员接骨、动手术，经常通霄达旦。1951年7月，国家动员知识青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他积极支持大女儿宜莲参军。临上部队的那一天，他带着全家人，在雨中把戴着大红花的宜莲拥在中间，送上了部队。他炽烈的爱国思想始终鞭策着他一生的生活与工作。

1957年初，他上北京开民主党派的会议，见到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他十分兴奋，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党是很重视知识分子的，党给我们的生活、政治待遇都很好，但我不以此为满足，我最大的满足是将我毕生的心血、精力能发挥在祖国卫生保健事业上，我愿意我的医学教育理想能够得到实现”。

然而他个人的命运多舛，1957年底他终究未逃脱恶运，还是被打成了右派。他受到了错误对待，其罪名一是指责他有“野心”，二是说他与党“讨价还价”等等。实际上他从德国返回祖国后，希望建设一所一流的医学院，想建设一座医学城。面对政治上的挫折时，先生在《书怀》一诗中表露的心情：“忍辱惟知图奋勉，毖情效命敢蹉跎。”当华年已逝、流光抛掷时，想的是“事功学问成虚幻，烈士壮心有谷神。”在这巨大的打击面前，他没有消沉，没有怨天尤人，他的那颗赤诚之心，永不泯灭。

在文革期间再次受到了冲击，历尽坎坷和挫折。他说：“我不当院长，还是一个医生，我要用柳叶刀为人治病；不能上讲台讲课，还可以尽力开拓新领域，为医疗卫生事业献身”。在古稀之年时他还积极研究中医中药。1970年他首创用当归注射液治疗腰腿痛、冠心病、类风湿关节炎及内分泌紊乱等疾病。时至今日始终是求治者不断，患者如云。在1981年他写出的《当归注射疗效观察十年初步总结》受到医学界的重视，朱裕璧教授开创的当归注射疗法为后人开辟了一个广阔的研究天地，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财富。朱裕璧教授常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要有自尊心和自豪感，要让中国医学走向世界，为人类谋福利。”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多次向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1986年2月，也就是他去世前7个月，已卧病在床之时，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很兴奋，还请求党支部为他在病床旁上党课，这时他已83岁，并还经常对我们讲述他发展当归治疗和科学研究的设想。

1986年9月11日晚9时朱裕璧教授在武昌与世长辞。朱裕璧教授为医学院辛勤耕耘了半个多世纪，他坚信“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纪念朱裕璧教授为医学教育事业所做的杰出贡献，2003年经医学院申请，在大学设立“朱裕璧医学奖”，也是武汉大学医学最高奖励。（据朱裕璧教授子女文章和相关史料整理）